烛虚

    一

    察明人类之狂妄和愚昧，与思索个人的老死病苦，一样是伟大的事业，积极的可以当成一种重大的工作，再消极的也不失为一种有趣的消遣。

    女子教育在个人印象上，可以引起三种古怪联想：一是《汉书·艺文志》小说部门，有本谈胎教的书，名《青史子》，《玉函山房辑佚书》还保留了一鳞半爪。这部书当秦汉时或者因为篇章完整，不曾被《吕氏春秋》和《淮南子》两部杂书引用。因此小说部门多了这样一部书名，俨然特意用它来讽刺近代人，生儿育女事原来是小说戏剧！二是现藏大英博物院，成为世界珍品之一，相传是晋人顾恺之画的《女史箴图》卷。那个图画的用意，当时本重在注释文辞，教育女子，现在想不到仅仅对于我一个朋友特别有意义。朋友×先生，正从图画上服饰器物研究两晋文物制度以及起居服用生活方式，凭借它，方能有些发现与了解。三是帝王时代劝农教民的《耕织图》，用意本在“往民间去”，可是它在皇后妃宫室中的地位，恰如《老鼠嫁女图》在一个平常农民家中的地位，只是有趣而好玩。但到了一些毛子手中时，忽然一变而成中国艺术品，非常重视。这可见，一切事物在“时间”下都无固定性。存在的意义，有些是偶然的，存在的价值，多与原来情形不合。

    现在四十岁左右的读书人，要他称引两部有关女子教育的固有书籍时，他大致会举出三十年前上层妇女必读的《列女传》，和普通女子应读的《女儿经》。五四运动谈解放，被解放了的新式女子，由小学到大学，若问问什么是她们必读的书，必不知从何说起。正因为没有一本书特别为她们写的。即或在普通大学习历史或教育，能有机会把《列女传》看完，且明白它从汉代到晚清封建社会具有何种价值与意义，一百人中恐不会到五个人。新的没有，旧的不读，这个现象说明一件事情，即大学教育设计中，对于女子教育的无计划。这无计划的现象，实由于缺乏了解不关心而来，在教育设计上俨然只尊重一个空洞言词“男女平等”，从不曾稍稍从身、心两方面对社会适应上加以注意“男女有别”。因此教育出的女子，很容易成为一种庸俗平凡的类型，类型的特点是生命无性格，生活无目的，生存无幻想。一切都表示生物学上的退化现象。在上层社会妇女中，这个表示退化现象的类型尤其显著触目。下面是随手可拾的例子，代表这类型的三种样式。

    某太太，是一个欧美留学生，她的出国是因为对妇女解放运动热心“活动”成功的，但为人似乎善忘，回国数年以后，她学的是什么，不特别人不知道，即她自己也仿佛不知道。她就用“太太”名义在社会上讨生活，依然继续两种方式“活动”，即出外与人谈妇女运动，在家与客人玩麻雀牌。她有几个同志，都是从麻雀牌桌上认识的。她生存下来既无任何高尚理想，也无什么美丽目的，不仅对“国家”与“人”并无多大兴趣，即她自己应当如何就活得更有意义，她也从不曾思索过。大家都以为她是一个有荣誉，有地位，而且有道德的上层妇女，事实上，她只配说是一个代表上层阶级莫名其妙活下来的女人。

    某名媛，家世、教育都很好，无可疵议。战争后尚因事南去北来。她的事也许“经济”关系比“政治”关系密切。为人热忱爱国，至少是她在与银行界中人物玩扑克时，曾努力给人造成一个爱国印象。每到南行时，就千方百计将许多金票放在袜子中，书本中，地图中，以及一切可以瞒过税官眼目的隐蔽处。可是这种对于金钱的癖好，处置这个阿堵物的小心处，若与使用它时的方式两相对照，便反映出这个上流妇女愚而贪得与愚而无知到如何惊人程度。她一生主要的兴趣在玩牌，她的教育与门阀，却使她做了国选代表。她虽代表妇女向社会要求应有的权利，她的真正兴趣倒集中在如何从昆明带点洋货过重庆，又如何由重庆带点金子回昆明。

    某贵妇人，她的丈夫在社会上素称中坚分子，居领导地位。她毕业于欧洲一个最著名女子学校，嫁后即只做“贵妇”，到昆明来，住在用外国钱币计值的上等旅馆，生活方能习惯。应某官僚宴会时，一席值百五十元，一瓶酒值两百元，散席后还照例玩牌到半夜。事后却向熟人说，云南什么都不能吃，玩牌时，输赢不到三千块钱，小气鬼。住云南，两个小孩子的衣食用品，利用丈夫服务机关便利，无不从香港买来，可是依然觉得云南对她实在太不方便，且担心孩子无美国桔子吃，会患贫血病。因此，住不多久，一家人又乘飞机往香港去了。中国当前是个什么情形，她不明白，她是不是中国人，也似乎不很明白。她只明白，她是一个上等人，一个阔人，一个有权势的官太太，如此而已。

    这三个上等身份的妇女，在战争期有一个相同人生态度，即消磨生命的方式，唯一只是赌博。竟若命运已给她们注定，除玩牌外，生命无可娱乐，亦无可作为。这种现象我们如不能说是命定，想寻出一个原因，就应当说这是五四以来国家当局对于女子教育无计划的表现。学校只教她们读书，并不曾教她们如何做人。家庭既不能用何种方式训练她们，学校对她们生活也从不过问，一离开学校嫁人后，丈夫若是小公务员，两夫妇都有机会成为赌鬼，丈夫成了新贵以后，她们自然很容易变成那样一个类型————软体动物。

    五四运动在中国读书人思想观念上，解放了一些束缚，这是人人知道的事情。当初争取这种新的人生观时，表现在文字上、行为上，都很激烈、很兴奋，都觉得世界或社会既因人而产生，道德和风俗也因人而存在。“重新做人”的意识极强，“人的文学”于是成为一个动人的名词。可是“重新做人”虽已成为一个口号，具尽符咒的魔力。如何重新做人？重新做什么样人？似乎被主持这个运动的人，把范围限制在“争自由”一面，含义太泛，把趋势放在“求性的自由”一方面，要求太窄。初期白话文学中的诗歌、小说、戏剧，大多数只反映出两性问题的重新认识，重新建设一个新观念，这新观念就侧重在“平等”，末了可以说，女人已被解放了。可是表示解放只是大学校可以男女同学，自由恋爱。愚而无知的政治上负责者，俨然应用下面观点轻轻松松对付了这个问题：

    “要自由平等吧，如果男女同学你们看来就是自由平等，好，照你们意思办。”

    于是开放了千年禁例，男女同学。正因为等于在无可奈何情形中放弃固有见解，取不干涉主义，因此对于男女同学教育上各问题，便不再过问。就是说，在生理上，社会业务习惯上，家庭组织上，为女子设想能引起注意、值得讨论的各种问题，从不作任何计划。换言之，即是在一种无目的的状况中混了八年，由民八到民十六。我们若对过去稍加分析，自然会明白，这八年中不仅女子教育如此，整个教育事实上都在拖混情形之中度过，这八年正是中国近三十年内政最黑暗糊涂时代。内战不息，军阀割据，贿选卖官，贪赃纳贿，一切都视为极其自然，负责者毫无羞耻感和责任感。北京政府的内政部不发薪，部员就借口扩大交通，拆卖故宫皇城作生活费用；教育部不发薪，部员就主张将京师图书馆藏善本书封存抵押于盐业银行。一切国家机关都俨然和官产处取同一态度，凡经手保管的，都可自由处理变卖，不受任何限制。因此雍和宫喇嘛就卖法宝，天坛经管人就卖祭器。故宫有一群太监，民国以后留在京中侍候溥仪，因偷卖东西太多，恐被查出，索性一把火烧去西路大殿两幢灭迹，据估计损失至少值纹银五千万！后来故宫博物院长易培基的监守自盗，不过说明这个“北京风气”在国家收藏的文物宝库中，还未去尽罢了。比较起来，是最小一次偷偷摸摸案件，算不得一回事！当时京畿驻军荒唐跋扈处，更不可想象，驻防颐和园西苑的奉军长官，竟随意把附近小山丘上几千棵合抱古柏和沿马路上万株风景树一齐砍伐，给北京城里木行作棺木，充劈柴。到后且把圆明园废墟的大石狮，大石华表，拱形石桥和白石栏杆，甚至于铺辇道的大石条，一律挖抬出卖，给燕京大学盖房子装点风景！大臣卖国，可说是异途同归，目的只在弄几个钱。大家卖来卖去，把屋里摆的，路上砌的，地面长的，地下放的，可卖的无一不卖，北京政府因此也就卖倒了。

    北伐后，政府对于高等教育虽定下了一些新章则，并学校，划学区，注意点似乎只重在分配地盘，调整人事，依然不曾注意到一个根本问题，即大学教育有个什么目的？男女同学同教，在十年试验中有些什么得失将待修正？主持教育的最高当局，至多从统计上知道受高等教育的男女人数比较，此外竟似乎别无兴趣可言。直到战前为止，二十年来的男女同学同教，这一段试验时间不为不长，在社会、家庭各方面，已发生了些什么影响？两性问题从生理、心理两方面研究认识，其他国家又有了些什么新的发现，可以用作参考？关于教学问题上，课程编排上，以及课外生活训练上，实在事事都需要用一个比较细心客观、比较科学的态度来处理。尤其是现在国内各地正有数百万壮丁参加抗战，沿江、沿海且有数千万民众向西南、西北各省迁移。战时的适应，与战后的适应，对于女子无一不有个空前的变化，也就无一不需要教育负责人给它一种最大的关心，看出一些问题，重新有个态度，且用极大勇气来试验，来处理。

    这个时代，像那种既已放弃了好好做人权利的妇人，在她们身份或生活上虽还很尊贵舒适，在历史意义上，实在只是一个废物，一种沉淀，民族新陈代谢工作，对她们已经毫无意义，不足注意。女子教育的对象，无妨把她们抛开。目前国内各处，至少有百万计二十岁左右年轻女子，离开了家庭，在学校做学生，十年后必然还要到社会工作，做主妇，做母亲，都需要一些比当前更进步、更自重的做人知识，和更健康、更勇敢的人生观。在受教育时，应有计划地用各种训练方法，输入这种知识和人生观，实在是最高教育当局不能避免的责任。

    此外，凡是对于妇女运动具有热诚的人，也应当承认，“改造运动”必较“解放运动”重要，“做人运动”必较“做事运动”重要。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妇女运动，以“改造”与“做人”为目的。十六岁到二十岁的青年女子，若还有做人的自信心与自尊心，不愿意在十年后堕落到社会常见的以玩牌消磨生命的妇人类型中去，必对于这个改造与做人运动，感到同情，热烈拥护。

    我们还希望对于中层社会怀有兴趣的作家，能用一个比较新也比较健康的态度，用青年女子作对象，来写几部新式《青史子》或《列女传》。更希望对通俗文学充满信心的作家，以平常妇女为对象，用同样态度来写几部新式《女儿经》。从去年起始，“民族文学”成为一个应时的口号。若说民族文学有个广泛的含义，主要的是这个民族战胜后要建国，战败后想翻身。那么，这种作品必然成为民族文学最根本的形式或主题。

    二

    自然既极博大，也极残忍。战胜一切，孕育众生。蝼蚁蚍蜉，伟人巨匠，一样在它怀抱中，和光同尘。因新陈代谢，有华屋山丘。智者明白“现象”，不为困缚，所以能用文字，在一切有生陆续失去意义，本身亦因死亡毫无意义时，使生命之光，煜煜照人，如烛如金。作烛虚二。

    上星期下午，我过呈贡去看孩子，下车时将近黄昏，骑上了一匹栗色瘦马，向西南田埂走去。见西部天边，日头落处，天云明黄媚人，山色凝翠堆蓝。东部长山尚反照夕阳余光，剩下一片深紫。豆田中微风过处，绿浪翻银，萝卜花和油菜花黄白相间，一切景象庄严而兼华丽，实在令人感动。正在马上凝思时空，生命与自然，历史或文化种种意义，俨然用当前一片光色作媒触剂，引起了许多奇异感想。忽然有两匹马从身后赶上，超过我马头不远，又忽然慢下来了。马上两个二十岁左右大学生模样女子，很快乐地一面咬嚼酸梨，一面谈笑，说的是你吃三个我吃五个一类的话语。末后在前面一个较胖一点的，忽回头把个水淋淋的梨核猛然向同伴抛去，同伴笑着一闪，那梨核就不偏不斜打在我的身上，两个女学生却笑嘻嘻地赶马向前跑了。

    ××也是一个大学生，年纪二十二岁，在国立大学二年级。关于读书事，连她自己也不大明白，为什么就入了大学英文系。功课还能及格，有一两门学科，教员特别认真，就借同学笔记抄抄，写报告时也能勉强及格。她属于中产阶级的近代型女子，样子还相当好看，衣服又能够追随风气，所以在学校就常有男同学称她为“美人”，用“时代轮子转动了，我们一同漂流到这山国来”一类庸俗句子，写一些虽带做作还不失去青春的热与香的信件。可是，学校的书本和同学的殷勤，都并不引起她多少兴趣。她需要的，只是玩一玩，此外都不大关心。出门时，也欢喜穿几件比较好看时新的衣服，打扮得体体面面，给人一个漂亮印象，宿舍中衣被可零乱而无秩序。金钱大部分用在吃食，最小部分方用来买书。她也学美术，历史，生物学。这一切知识，都似乎只能同考试发生关系，绝不能同生活发生关系。也努力学外国文，最大目的只是能说话同洋人一样，得人赞美，并不想把它当成一个向人类崇高生命追求探索工具。做人无信心，无目的，无理想，正好像二十年前有人为她们争取解放，于是解放了。但事实上，她并不知道真正要解放的是什么，因此在年龄相差不多的女同学中，最先解放了一个胃口，随时都需要吃，随处都可以吃。俨若每天任何一时都能够用食物填塞到胃囊中，表示消化力之强。同时，象征生命正是需要最少最少的想象，需要最多最多实际事物的年龄。想起她们那个还待解放或已解放的“性”，以及并无机会也好像不大需要解放的“头脑”，使人默然了。

    这正是另外一种类型，大凡家中有三五个子侄亲友的，总可以在其中发现那么一个女孩子。引起感想是这些女人旧知识学不了，新知识说不上，一眼看去还好，可不许人想想好在哪里。从这种类型女子说来，上帝真像有点草率处。如果我们不宜把这问题牵引到“上帝”方面去，那就得承认，这是“现代教育”的特点，只要她们读书，照二十年前习惯读书。读什么书，有什么用，谁都不大明白。做教育部长或大学教授的，做家长的，且似乎也永远不必须对这个问题明白，或提出一些明智有益的意见。对于人的教育，尤其是和民族最有关系的女子教育，一直到如今还脱不了在因习的自然状态下进行，实在是负责者无知与不负责的表现。

    这种现代教育的特点，如果不能引起当局的关心，有计划地来勇敢改造，我们就得自己想办法。这同许多问题差不多，总得有个办法，方能应付“明天”和“未来”！对妇女本身幸福快乐言，若知道关心明天和未来，也方能够把生命有个更合理、更有意义的安排。

    现代教育特点事实上应当称为弱点，改造运动必须从修正这个弱点着手。修正方法，消极方面是用礼貌节制她们的“胃”，积极方面是用书本训练她们的“脑子”。一个新女性，应当是在饮食方面明白自制，在自然美方面还能够有兴致欣赏，且知道把从书本吸收一切人类广泛知识，看成是生命存在的特别权利，不仅仅当作学校或爸爸派定义务。扩大母性爱，对人类崇高美丽观念或现象充满敬慕与倾心，对是非好恶反应特别强，对现社会堕落与腐败能认识又能避免，对做人兴趣特别浓厚也特别热诚。换言之，就是她既已从旧社会不良习惯观念中解放了出来，便能为新社会建立一个新的人格的标准，她不再是“自然”物，于人类社会关系上，仅仅注定尽生育义务，从这种义务上讨取生活，以得人怜爱为已足。她还应当做一个“人”，用人的资格，好好处理她的头脑，运用到较高文化各方面追求上去，放大她的生命与人格，从书本上吸收，同时也就创造，在生活上学习，同时也就享受。

    我们是不是可以希望这种新女性，在这个新社会大学校学生群中陆续发现？形成这个五光十色的人生，若决定于人的意志力，也许我们需要的倒是一种哲学，一种表现这个真正新的优美理想的人生哲学，用它来做土壤，培植中国的未来新女性。

    三

    看看自己用笔写下的一切，总觉得很痛苦，先以为我为运用文字而生，现在反觉得文字占有了我大部分生命。除此以外，别无所有，别无所余。

    重读《月下小景》《八骏图》《自传》，八年前在青岛海边一梧桐树下面，见朝日阳光透树影照地下，纵横交错，心境虚廓，眼目明爽，因之写成各书。二十三年写《边城》，也是在一小小院落中老槐树下，日影同样由树干枝叶间漏下，心若有所悟，若有所契，无滓渣，少凝滞。这时节实无阳光，仅窗口一片细雨，不成烟，不成雾，天已垂暮。

    和尚，道士，会员……人都俨然为一切名分而生存，为一切名词的迎拒取舍而生存。禁律益多，社会益复杂，禁律益严，人性即因之丧失净尽。许多所谓场面上人，事实上说来，不过如花园中的盆景，被人事强制曲折成为各种小巧而丑恶的形式罢了。一切所为，所成就，无一不表示对于“自然”之违反，见出社会的拙象和人的愚心。然而所有各种人生学说，却无一不即起源于承认这种种，重新给以说明与界限，更表示对“自然”倾心的本性，有所趋避，感到惶恐，这就是人生，也就是多数人生存下来的意义。

    莫泊桑说：“平常女子，大多数如有毛萝卜。”平常男子呢，一定还不如有毛萝卜，不过他并不说出。可是这个人，还是得生活在有毛、无毛萝卜间数十年，到死为止，生前写了一本书，名叫《水上》，记载他活下来的感想，在有毛、无毛萝卜间所见、所闻、所经验，得来的种种感想。那本书恼怒了当时多少衣冠中人，不大明白。但很显然，有些人因此得承认，事实上我们如今还俨然生存在萝卜田地中，附近到处是“生命”，是另外一种也贴近泥土，也吸收雨露阳光，可不大会思索，更不容许思索的生命。

    因为《水上》，使我想起二十年前，在酉水中部某处一个小小码头边一种痛苦印象。有个老兵，那时害了很重的热病，躺在一只破烂空船中喘气等死，只自言自语说：“我要死的，我要死的。”声音很沉，很悲。当时看来极难受，送了他两个桔子，觉得甚不可解，“为什么一个人要死？是活够了还是活厌了？”过了一夜，天明后再去看看，人果然已经死了。死去后，身体显得极瘦小，好像表示不愿意多占活人的空间，下陷的黑脸上有两只麻蝇爬着，桔子尚好好搁在身边。一切静寂，只听到水面微波嚼咬船板细碎声音，这个“过去”，竟好好地保留在我印象中，活在我的印象中。

    在他人看来，也许有点不可解，因为我觉得这种寂寞的死，比在城市中同一群莫名其妙的人热闹的生，倒有意义得多。

    死既死不成，还得思活计。

    驻防在陕西的朋友&amp;times;&amp;times;&amp;times;来信说：“你想来这里，极表欢迎，我已和&amp;times;将军说过了，来时可以十分自由，看你要看的，写你想写的。”我真愿意到黄河岸边去，和短衣汉子坐土窑里，面对汤汤浊流，寝馈在炮火铁雨中一年半载，必可将生命化零为整，单单纯纯地熬下去，走出这个琐碎，懒惰，敷衍，虚伪的衣冠社会。一份新的生活，或能够使我从单纯中得到一点新的信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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